【新闻点击】云南昆明原副市长平愚山近日被判刑，让不少人惊讶的是，这名副市长“未贪分文”（《检察日报》6月10日报道）。

    对照具体的法条来看，平愚山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已触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这两个罪名都与“是否谋取私利”无关，要件是“是否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未贪分文而获刑”的惊讶，折射出现实对常识的背离：只抓“贪官”不治“庸官”的狭窄反腐现实，忙于应付贪官污吏的反腐疲劳以及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使社会集体性地遗忘了“官员应积极为公益服务”的常识，久而久之形成了“只要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官员就可被法律容忍”的法治幻觉，误以为“官员贪了钱才能被判刑”，官德底线下沉到工具意义上的“不贪”这个最低价值层面。这种语境下，一旦常识偶然回归了，人们反以为那是超越常识的特例。

    人们之所以愿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政府形成公共权力，是希望这种公共权力能够为社会谋福利，提供靠个人和市场难以供给的产品，最底线的要求应该是，公共权力至少应能保障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不会减少———所以，一个官员最底线的职责应该是，保卫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不致遭受重大损失，而不是什么“不贪”，仅仅“不贪”的官员对公众有什么价值？纳税人又凭什么花钱供养仅仅“不贪”的官员？

    法律的伦理底线是以公益为本位的，问题的关键在“公共财产是否受损”而非“个人是否谋私利”上。依这个底线，不作为的庸官、乱作为的昏官应该和胡作非为的贪官一样受到法律的问责和惩治，庸官得到惩罚，昏官得到处理，才能在捍卫官德底线的同时压缩贪官的官场空间，进而孤立贪官。

    显然，这个底线在腐败治理现实中被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的反腐只抓贪官却比较少地对庸官和昏官问责，近年来“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很少被单独运用到对官员的判决中，“是否谋取私利”成为最重要的定罪标准———底线的节节败退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病态的价值观：即使贪污了，只要不是为私而是为公（比如部门利益），也是可以谅解的；即使贪污了，只要没有放进自己的腰包，而是捐给了公共事业，比如拿受贿款扶困济贫，也是可以原谅的。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已严重扭曲了人们正常的价值观。

    未获分文而获刑———期待这次法律常识的回归，能对底线下沉的官德进行一次有力的提升，对那些不作为的庸官和乱作为的昏官形成法律威慑。(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