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第三个年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一批机关干部集中起来劳动，取名“五七干校”。叫这个名，是为了纪念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个“新生事物”被一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城里的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团体、报社电台、医院诊所……各个单位，都要求在农村建“五七干校”。

　　去“五七干校”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从这些人中可以看出个大致：萧克、张中行、萧乾、王西彦、于光远、周而复、龚育之、王蒙、李庄、黄胄、舒芜、陈早春，何兹全、方掬芬、新凤霞、邵燕祥……用如今的说法，是一批包括开国将领、学术大家、文化名人的社会精英；二是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土、演员、运动员。去“五七干校”的多数人都被强令注销城市户口，扫地出门，所以不少人不得不拖家带口，把老人和孩子也带了去。

　　“五七干校”并非学校而类似农场。既是农场，当然就要干农活。张中行说的最简明：“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读红宝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宝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脱土坯、割芦苇、收麦子、插水稻、担粪挑水、打场晒粮、挖土固坝、挑泥筑堤……无论超负荷的还是相对轻的活计，都是“改造思想”的手段。说是“改造思想”，其实是惩罚。王西彦笔下年近七旬的著名作家巴金的遭遇就令人唏嘘：“长期的折磨，使他行动常易失去平衡，在干校的几年里，他摔跤的次数最多。风雨之夜，开会也好，上厕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有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总是留着左一块右一块的泥印。”

　　比劳动惩罚更难熬的，还是精神折磨。除了劳动，干校里还要进行揭发批判，对象主要是那些“走资派”，　“三反分子”、“反动文人”。上“五七干校”的人都称为“五七战士”，他们是连这个名头都没有的。除了开会批斗，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也被人监视，以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率真的学者于光远学自然科学出身，背着“三反分子”的罪名，竟还想着征服自然的问题，独自到广袤的荒地考察，结果招来一通呵斥：“谁要你去研究征服什么自然，还是征服你自己吧!”历史学家何于之含冤去世了，夫人刘炼依然被视为“审查对象”，好心替人代领二两花生米，也成了“二两花生米的阶级斗争”。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过关，个个自危。为了深挖“五一六分子”，竟有人把蛇当“斗争武器”逼迫被审查者，逼疯、自尽都已不鲜见。

　　话说回来，　“五七干校”尽管充满艰辛和苦痛，也不乏笑声。那是苦中作乐，是当时政治氛围、政治环境下人们的一种自我解脱、自我放松。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反思。“最高指示”说办“五七干校”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实际上，对许多人而言，“五七干校”提供了重新反思的极好机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对极左政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这些反思和怀疑，恐怕是后来1975年整顿的思想基础之一。

　　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后，风靡一时的“五七干校”悄悄降温，人们开始陆续回城重新工作。据说，正式下令撤销“五七干校”是1979年，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事了。(韩　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