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时的陈氏兄弟合影。左起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毕业于北大文科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先入英国伦敦大学就读，后慕陈寅恪的声名与德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由英转德，入柏林大学就读。这个时候云集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除陈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维等较有名气者外，傅斯年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到柏林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等青年学子，另外还有一位为了爱情与自由婚姻，在欧美大洋中来回游移，兴风作浪的徐志摩也赶到柏林就读，形成了一股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后来这个群体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期间，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流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其醉心德国歌剧，会每用竹筷频作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刮目相看。

　　当此之时，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东洋的中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心中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诱惑，在德国及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件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

　　此段轶闻，陈寅恪也只是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他当年留日时与鲁迅同在宏文学院就读并有过密切交往，而后来不再提及一样，怕被别人误认自己“谬托知己”。但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与陈寅恪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北京晚报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