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步入主会场，参加足球决赛及闭幕式。



1952年7月29日，新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奥运村升旗。

　　新中国决定参赛

　　1952年2月13日清晨，挪威首都奥斯陆迎来两位风尘仆仆的中国人。

　　走在前面的人叫盛之白，年岁稍长，时任新中国驻瑞典使馆的二等秘书，负责文化方面的事务。跟在他后面的年轻人是使馆里的翻译谢启美。两人头天晚上10点钟才从斯德哥尔摩出发，连夜赶到奥斯陆，是为了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外交任务。

　　事情还得从11天前、发生在苏联驻华使馆里的一场会面谈起……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是那次会谈的发起人。客人冯文彬，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的团中央书记。罗冯会谈的内容并不复杂，罗申告诉冯文彬：台湾已经报名，要参加7月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夏季奥运会，他想知道中国方面是否也愿意派人参加。

　　罗大使的语气亲切和善又充满鼓励，仿佛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劝导。

　　苏联人的心思不难揣摩，他们早已组建起一支实力雄厚的运动队，憋足了劲儿，要在5个多月后的奥运会上与美国人一较高低。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苏联自然希望新中国也能参赛。

　　第15届奥运会的消息，冯文彬并不是头一回听说了。1951年3月，主办国芬兰就曾向新中国的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国能派选手参加。

　　但中国有自己的难处，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奥运会的事很难被提上日程。不过，这回可不一样，罗大使带来了苏联“老大哥”的诚挚建议。冯文彬觉得，得慎重考虑一下了。

　　从苏联使馆回来，冯文彬便召集团中央的几位领导包括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开会商讨。当时，新中国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分工由团中央负责。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冯文彬当选为主任，荣高棠是副主任兼秘书长。体总的筹备委员会也由团中央直属，代行体总职责。

　　几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既有主办国芬兰的热忱邀请，又有友好国家苏联的支持帮助，我们当然要参加！竞技体育太容易让人热血沸腾，更何况还有代表新中国参赛的万丈豪情。冯文彬很快写了书面报告，将情况汇报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短短一两天后，周恩来批准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国际奥委会的电报。

　　体总以一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口吻知会国际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运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并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及2月15日在奥斯陆举行的奥林匹克年会会议，请即将该会议程及参加会议代表之人数通知本会，以便准备参加。

　　盛之白和谢启美此行便是受外交部差遣，前往奥斯陆，意在参加国际奥委会第46届年会。当然，他们既没有接到会议议程，也没有接到会议邀请，因为奥委会年会只邀请他们的委员参加，其他人根本无权参会。体总和外交部都没搞明白这一点，盛之白和谢启美就更不知道了。

　　此时此刻，一位远在甘肃兰州的六旬老人从国内的报纸上得知新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和奥委会年会的消息。老人马上提笔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北京的体总。信里把他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但在信即将丢进邮筒的那一刻，他犹豫了，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问题”，老人又把信塞回了衣服口袋。

　　苏联籍委员的建议

　　翻译谢启美如今依然健在，只是事隔多年，他完全记不起当年的奥斯陆之行。盛之白也已于几年前去世。

　　幸亏，盛之白当年亲笔所写的报告被外交部档案馆完好保存下来，足以代他完成讲述。

　　初到奥斯陆，盛之白和谢启美两眼一抹黑，就连国际奥委会年会在哪里召开都不清楚。两人灵机一动，首先联系上与新中国交好的波兰和保加利亚驻挪威使馆。在使馆的帮助下，他们总算见到了苏联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亚诺夫。

　　安德烈亚诺夫态度友善，但他的话好似当头一棒。

　　两位匆匆忙忙的中国访客这才知道，年会早在12日就开幕了，他们也根本没资格参加会议，可盛之白的包里还塞着一份拟好的发言稿呢。

　　安德烈亚诺夫还告诉盛之白，芬兰籍的奥委会委员已经把新中国参加奥运的请求在会议上提了出来。奥委会主席瑞典人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伦在讨论时发言，他觉得新中国的体总确实可以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但体总在给奥委会的电报中提到“旧的全国奥委会已经瓦解，新的体育组织已经成立，现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入会”等字眼，似乎又在说体总是新成立的组织。

　　主席的结论有法可依，但对新中国却十分不利：既然是新成立的组织，就必须向奥委会重新申请，获得承认以前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从安德烈亚诺夫那里告辞出来，盛之白和谢启美随即拜访了埃德斯特伦主席。

　　又是一鼻子灰。主席果然说，一些国际单项体育总会都说你们这个组织(指体总——记者注)根本没人知道，也从未参加过一次奥运会。盛之白只好将原本准备好的发言稿交给主席，请他转交给大会。发言稿的题目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继续参加奥林匹克组织》。

　　看来，盛之白和谢启美对体育一窍不通着实令这位主席不满。他不得不花了一个多钟头给自称体总代表的两位“体育盲”讲了许多有关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必须了解的常识性问题。

　　14日大会讨论结束。最终结果是将此事交与奥委会执委会讨论，在6月1日前提交讨论结果，执委会还必须在3月15日之前完成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询问，了解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

　　安德烈亚诺夫或许已经预料到了会议的结果。他从一开始便向盛之白提了几条建议：一、必须肯定现在的体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延续；二、要承认组织各项规章制度一如过去；三、承认旧体协曾经参加过的各国际体育联合会，继续保持不变。

　　盛之白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迅速将年会的情况以及安德烈亚诺夫的建议传达给外交部和体总。消息传回国内，大家一片沉默，原来参加奥运会还有这么多讲究。

　　盛之白综合了种种情况，最终提出两点建议：目前最方便的办法是能找到过去全国奥委会一两个旧委员，请他们与国际奥委会联系；第二，尽快让各体育协会分别与各国际体育联合会联系。第一项工作必须在6月1日前完成，剩下的工作必须在3月15日前完成。(摘自《盛之白出席1952年年会的报告》——外交部解密档案)

　　2月里的北欧名城奥斯陆寒气袭人，盛之白丝毫感受不到正在此地举行的第6届冬奥会的热情。在他看来，新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切就只能靠北京方面的努力了。

　　未英胡同33号

　　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26岁的熊斗寅第一次站在了未英胡同33号院的门口。

　　在老人现已模糊的记忆中，未英胡同位于西单绒线胡同的深处，曲曲弯弯地绕拐半天，才能找到这座小小的四合院。外面看去，这里仿佛一处普通民宅，其实却是体总筹委会的办公地点。

　　熊斗寅小心翼翼地揣着团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这位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原本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现在被调到体总筹委会工作。

　　跨进院门，经过一段甬道，可以看见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院子不大，也就20多平方米，局促地呆在十几间小平房的中间。南面屋里是新体育杂志社和编译组，竞赛组和群体组在西边，北屋是个会议室，中间有张乒乓球台权当会议桌。东屋还没人用，堆放着各种杂物。刚一推门，扬起的灰尘便悬浮在半空。

　　熊斗寅正式报到后，头一件事便是大扫除。东屋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后就是国际组的办公室了。

　　小小的四合院一下子被占得满满当当，不过，就是这座小院、这二十几号人，却管理着新中国的各项体育工作，包括与国外的体育交流活动。

　　熊斗寅到未英胡同上班后，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争取参加奥运会。这位日后的奥林匹克专家当时却对奥运会毫无概念，团中央给他的“嫁妆”——一台underwood英文打字机和一本英汉四用词典显然也帮不上更多的忙。熊斗寅突然想起东屋原来堆放着一个蓝色大号帆布箱子，据说是旧中国的体育协进会留下的外事档案。小伙子满心期待地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往来信件，而且杂乱无章，毫无用处。

　　但此时，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事情已是箭在弦上。2月中旬，体总一收到盛之白提供的情况，马上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同时，秘书长荣高棠致函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9个国际运动联合会，声明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愿继续参加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因为国际奥委会有规定，一个国家的奥委会必须要管辖至少5个奥运会项目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所属的全国单项协会，这是取得合法席位的必要条件。

　　中国方面甚至动员了外交部国际司的力量，在做最大努力。

　　但在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大家这才了解到，早在1951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在台湾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借口“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将中国奥委会会址自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竟也同意了这个理由。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自然而然的道理。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起草了有关参加奥运会的专题报告。3月23日，周恩来转批了报告，批示不能重新“入会”。

　　体总马上致函奥委会表示抗议。那段日子里，熊斗寅忙得昏天黑地。整个国际组只有他和另一位同事两个人。他们要翻译大量外国通讯社对奥运会一事的有关报道，还要与外交部国际司的同志们一起起草抗议的电报和信件，反复解释新体总与旧体协的继承关系；反复强调中国人对体育的热爱和对参加奥运会的企盼；反复声明新中国的体总管辖着全中国的体育事业，而台湾没这个资格。

　　但是，所有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时候，有人提起了远居甘肃兰州的那位老人，他现在是西北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

　　董守义

　　这一点，熊斗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他跟体总筹委会秘书晏福民赶到前门火车站接的站。他们知道，来人是旧中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算个大官，架子一定不小。

　　这个想法可是错了。面前的长者头发花白，但腰杆挺直、面色红润，一身棕黑色中山装，神采奕奕。他很谦虚和蔼地跟两个年轻人握手，感谢他们特地来车站接他。

　　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是中国奥运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老人姓董，名守义，是中国奥委会第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另外两位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一人留在了大陆。

　　有关方面其实早就想到了董守义，只是鉴于他曾在旧政权身居要职，所以迟迟无法请他出山。在3月份提交给周总理的报告中，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就提到过董守义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进一步了解董守义的情况，必要时可以请他来京谈一谈”。

　　这一回便是周总理专门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他调来北京。

　　熊斗寅把董守义安排在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那里原是一座清代王府，前后有好几个宽敞的大四合院，室内却是现代陈设，还有卫生设备。

　　董守义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熊斗寅就又多了一项工作。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去请教，上午的时间则留给董老休息和备课。

　　56年以后，熊斗寅老人道出实情：“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董守义热情而耐心的讲解中，熊斗寅第一次知道了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的历史，知道了奥林匹克宪章，还知道了骑在马匹上的比赛项目叫盛装舞步，皮划艇中有个项目叫障碍回旋(现名激流回旋)……

　　董守义手边还带着一本他在解放前出版的著作《国际奥林匹克》，浅咖啡色封面，32开本，约有200多页，繁体竖排，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董守义当时也只剩一本了，所以熊斗寅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跟他要。每天讲课一结束，熊斗寅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体总办公室，将董守义的话整理成文字，汇报上去，供领导参考。

　　而最令熊斗寅兴奋的是，眼前这位老人提供了外交部和体总方面最渴望了解到的情况，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国际奥委会的年会以及1936年和1948年的两届奥运会。熊斗寅对董老敬佩不已。

　　而董守义的大半辈子也确实传奇。早年他曾赴美留学，攻读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后改名为春田学院)体育系。回国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天津有支篮球队叱咤风云，号称“南开五虎”，董守义正是那支篮球队的主教练。1947年，董守义担任体协总干事期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董守义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知识和经验，也为体总增加了在奥委会说话的分量。只是此时已是5月底，还来得及吗？

　　拒绝双方运动员参赛

　　6月5日就是奥运会报名的最后截止日期，但体总仍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

　　台湾方面已于5月19日向组委会报名，决定派出22人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一支篮球队和一名准备参加400米赛跑的田径运动员。

　　6月4日，在没有奥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6月的北京天气晴好，十几个人正在燕京大学的土操场上飞奔。带球、传球、停球、射门，每个人的身后扬起一阵尘土，裹挟着小石子四处乱溅。艰苦的条件反倒成了最好的陪衬，让意气与激情愈加耀眼。

　　他们其实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而是在1951年全国足篮排球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各路好手，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们也就是新中国第一批足球和篮球的国家队队员了。

　　这些人的名字，今天的球迷未必知晓，但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国家队和各省运动队的总教头，是人见人敬的老前辈。现在足球界、篮球界里的明星球员和教练员很多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从1952年年初开始，他们被陆续调进北京，参加“中央体训班”的集训。这个体训班由体总副秘书长黄中主抓，目的是培养运动员骨干分子，地点就在燕京大学。

　　体训班初创，条件简陋。他们只能借住在学生宿舍楼的阁楼上。大白天也得开着灯，因为窗户只是开在膝盖以下的装饰品，他们这帮练足球的倒还好，那些同住的篮球运动员可就惨了，一进屋就伸不直身子。

　　即便如此，日子却过得其乐融融。篮坛老将程世春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到体训班以后吃的第一顿饭：“肉沫豌豆雪里蕻，一大铁桶，每人一大碗，馒头随便吃。比我在大学里的伙食强多了。”晚上训练结束后，大家就凑在一起跳舞、演节目。队友里有人会拉手风琴，有人会弹六弦琴，还有人擅长黑管，一支球队恨不能都可以组建起一支小型乐队来。第一批“国脚”、“国手”们素质之高，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大学生。

　　在向第15届奥运会“单方面”报名后，体训班的运动员们很快便被召集起来开会，有关负责同志把参加奥运会的事以及此前与国际奥委会的你来我往一股脑地讲了出来。(另一说法为：运动员们直到7月21日才获知要参加奥运会的消息)足坛老将陈成达记得，自己当时又兴奋又紧张，只知道要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运动会了，但到底高到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底。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真诚地梦想着世界级别的竞赛场。

　　但事情却没有顺大家的心愿发展。

　　6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公开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公告，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当时的立场：国际奥委会希望在来年解决中国问题，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台湾的一个和大陆的一个，均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这项公告引起了双方强烈的反应。董守义亲笔签名发电报，电告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你们是无权阻止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的。

　　台湾方面则在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布伦戴奇(美国籍)的支持下，决定仍按原计划于7月12日正式出发，以显示参赛的决心。他们的运动员此刻正在马尼拉训练。

　　这个时候，奥运会的大门其实还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埃德斯特伦主席发布的公告并没有经过执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年会通过，希望虽然渺茫，但还存在。

　　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依然难产，有人可等不及了——奥运会篮球比赛的抽签仪式即将开始。而篮球是唯一一项海峡两岸均以中国队报名参加的比赛，这个签怎么个抽法，一时成为各方角力之点。

　　时任国际篮球总会秘书长的威廉·琼斯与台湾方面的郝更生和大陆方面的董守义还同是美国春田学院的校友，相知甚熟，不想伤了任何一方的颜面。这真是难上加难，着实愁坏了老琼斯。

　　琼斯秘书长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把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篮球体育总会定名为china，而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定名为formosa(葡萄牙语，是过去欧洲人称呼台湾的用语)对于这样的决定，体总和体协双方都表示不同意，但琼斯的决定双方只能遵守。

　　到了真正开始抽签时候，琼斯又故意使两支代表队在第一轮初赛中轮空。这样就可以等待第47届国际奥委会上的最终决定了。

　　最后的陈情

　　1952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年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到会委员57名，3位中国籍委员均没有出席。

　　主席埃德斯特伦任期已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年会。在致大会开幕词时，埃德斯特伦提到：“诸位在本届年会中，除了要另选一位新主席之外，尚有许多重要的提案及问题等待解决。”这其中，自然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申请被承认为中国国家奥委会”的问题。它被列为大会议程第9项，定于大会第二天进行讨论。

　　盛之白这一次没有迟到，他在7月13日就赶到了赫尔辛基，并拜访了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奥托·梅尔。这一次，盛之白的身份也与奥斯陆之行不同，他不再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的私人代表。

　　按照有关规定，奥委会委员需得本人亲自出席年会，不能委派代表。但秘书长告诉盛之白，年会已经给予郝更生发言的机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给盛之白同样的机会。

　　17日上午10时，盛之白接到通知，可以列席会议。他跟翻译谢启美赶紧赶到会议室外等候。他们到时，郝更生正在那儿坐立不安、来回踱步。

　　等了20分钟左右，郝更生首先被请进会场(但据郝更生的回忆文章，他在下午4时才被人请进去发言)。他说，这一次的所谓“中国问题”是荒谬绝伦的，因为1951年7月的奥林匹克公报上，对中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中国台湾省新竹市西门街147号。最后，他还自以为是地提出了自己发现的一个大问题：“我对董守义先生的签名很熟悉，跟目前国际奥委会收到的信件上的签名并不一致。”郝更生由此断言，董守义的签名系伪造，绝非出于董守义的自由意志。至于董守义的下落，郝更生更是打出“悲情牌”，他听说董守义已经失踪很久了，没准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郝更生从会议室出来后，轮到盛之白和谢启美了。盛之白整了整衣服，大步走进了会议室。

　　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许多外交官一样，盛之白也是军人出身。他们的外文未必有多流利，外交手段未必有多策略，但这一代外交官铁骨铮铮，坚持原则，为当时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打开了一道通往国际的大门。这一次也不例外，主席原本建议：“让你的翻译直接念英文稿就可以了。”盛之白却说：“翻译只能翻译，不能代表我说话。”主席只好同意：“这里没有人懂中文，可以说得短些。”会场里一阵笑声，气氛反倒轻松了一点。

　　在随后的质询中，盛之白始终坚持体总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有代表在不经意中设置了一个“陷阱”：“你们申请入会的手续是否合乎规章的二十五条的规定。”盛之白机智万分：“我们并不是申请入会，我们一向就是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家奥委会。”

　　话题最后集中到了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上。“董守义为什么不亲自来？”“他要来，目前不来的原因，在他给奥委会的电报中已经说明了。”主席埃德斯特伦插话进来：“电报昨天已经读过了，他的要求是驱逐台湾。”埃德斯特伦接着发问：“这个电报，董守义是不是签了字？”“电报既然是他的私人名义，他当然签字了。”

　　下午2时，对于所谓“中国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据当时会刊的记载，发言者非常踊跃。最后，主席根据大家意见，请委员们就下列两个提案来投票：

　　一、不允许任何一个中国队参加。这个提案由大会执委会提出，获32票附议。

　　二、两个奥委会的选手们均可参加比赛，但其参加的项目，必须经过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的认可。这个提案只获得29票附议。

　　投票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一共53人投票。最后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第二个提案获得33票，第一个提案只获得20票。就这样，大会竟然否决了执委会的提案。

　　据谢启美老人的回忆，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他和盛之白的态度不能用善意和恶意来描述，更多的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世界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还很陌生。

　　7月18日晚，北京终于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伊利克·冯·佛伦凯 组委会主席

　　去，还是不去？奥运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幕了。

　　总理批示：要去

　　冯文彬、荣高棠、董越千、黄中等几位负责人凑在一块儿商量。

　　意见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派。有人主张去，理由是经过反复解释好不容易才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如果不去影响关系，还会辜负支持我们的那些朋友的盛情。再说电报上又没有提及邀请台湾的情况，当然应该参加。

　　而荣高棠则不大主张去。如果我们去了，台湾代表团也去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制造“两个中国”？再者，新中国运动员水平落后，奥运会上肯定不会有好成绩，会不会给新中国脸上抹黑？

　　此事关系重大，大家赶紧把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这个时候，赫尔辛基已经完全沐浴在奥林匹克的荣光里。这是二战结束后，人们迎来的第一届奥运会。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将近5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700万人涌入美丽的芬兰，100万观众将在看台上为各国的体育健儿呐喊助威。而万里之外的中国人却心有不甘：我们争取了那么久，难道就这样与奥运会失之交臂？

　　7月19日，总理指示终于传达下来了。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报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几个字：

　　要去。 请主席、少奇同志阅 周恩来

　　众人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经圈阅。

　　用“炸锅”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一点也不过分。在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里，当时完全乱成一片。有个别运动员当时还没有到京，赶紧坐火车赶过来；代表团成员马上赶到当时最有名的“红都”裁缝店，排着队请老师傅给量衣服，每人一件咔布丁咖啡色西装上衣，一条舍维呢的灰色裤子，还有一件300号毛线织的毛衣，胸前绣着“中国”两个字；景泰蓝的坛坛罐罐找来了不少，都装在礼盒里，准备当作礼品……

　　忙忙碌碌中，7月22日，体总正式电告佛凯伦，称中国代表队即将出发。

　　23日，荣高棠、黄中、吴学谦、董守义、篮球队指导牟作云、足球队指导李凤楼在未英胡同33号等了整整一天，哪儿都没敢去。

　　离登机的时间进入倒计时，还剩5个小时，4个小时，3个半小时……电话铃终于响起来，几只手几乎同时伸向了电话机。电话那头，总理叫他们马上赶到中南海。

　　周总理嘱咐了很多，让代表团不要担心台湾方面，说就算台湾运动员也启程，他们从马尼拉出发，已不如我们取道苏联来得近便，肯定是我们先到；总理还细心地提醒代表团要提早备下国旗和国歌唱片，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主办方未必能有准备……56年后，每一位受访者都对总理的最后一句嘱托记忆犹新：“总之，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一说，此处应为奥运村——记者注)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24日清晨，3架小飞机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了。头一架飞机上以足球队为主：队员马韶华、王政文、汪礼宾、何家统、丛安庆、李逢春、陈成达、张杰、李朝贵、方纫秋、孙福成、郭鸿宾、金龙湖、郑德耀、张邦伦，领队李凤楼。

　　第二架飞机上坐着团长荣高棠，副团长黄中、吴学谦，总指挥董守义，总务许庆善，干事郝克强，医生刘明时，游泳选手吴传玉，还有翻译程镇球、王裕禄、康维，以及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当时是代表团的法语翻译。

　　第三架飞机上都是篮球运动员。领队是赫赫有名的“南开五虎”之一牟作云，队员张长禄、周宝恩、陈文斌、卢鼎厚、王元祺、李议亭、程世春、田福海、张先烈、白金申。

　　飞机慢慢升高，向着西北，一路飞去，眼瞅着下方的万寿山和颐和园越变越小。代表团中很多人都是头回坐飞机，兴奋不已。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变了脸色。小飞机只能在二三百米的半空中飞行，遇到气流便上下颠簸得很厉害。程世春老人后来形容：就跟摇元宵似的……

　　北京这边飞机一起飞，盛之白便在赫尔辛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中国代表团启程的消息。他特意指出，董守义也将随团前来。据说，郝更生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称：“共产党善于搞政治宣传，他们会用面貌相似的人以假代真，冒名顶替，掩人耳目。”一位英国籍奥委会委员站出来说：“我跟董先生很熟悉，是真是假，我自有办法鉴别。”几句话说得神秘兮兮，这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代表团更充满了期待。

　　只不过，赫尔辛基的众人须得耐住性子，多等几天了。因为小飞机需要加油，遇到紧急情况又得迫降，一路飞，一路停。

　　当飞机的舷窗外出现大片的绿色，美丽小岛星罗棋布，旖旎地散落在碧蓝的海水中，飞机上的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到了——美丽的千湖之国芬兰。7月29日上午11时，飞机终于降落在赫尔辛基机场。大家走下飞机时，奥组委官员、使馆工作人员以及记者们一拥而上。

　　那位原先夸下海口的奥委会委员挤到董守义面前，说了句：“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手一伸，就伸进董老先生的衣服里。董守义莫名惊愕，这位英国籍的委员却乐起来：“没错，这是真正的董守义先生。”

　　原来，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知道董守义的腋下有一颗豆粒大小的红痣。结果就想出了这么一招。

　　升旗

　　大巴车把中国代表团从机场送到了奥坦尼阿米树林，林木葱茏，林间空地便是运动员的驻地。奥组委主席弗伦凯特意把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代表团安排在一起，与美国等国代表团的驻地离得老远。

　　苏联“老大哥”很热情，他们一得到消息，马上安排一部分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先期回国，腾出房间，好让中国代表团入住。代表团没日没夜地赶路，早已累得人困马乏，但大家一下车气儿也不喘一口，马上就集合起来。

　　所有人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升旗。

　　篮球队其时还没有赶到，他们在莫斯科换乘了火车，尚在途中。但顾不了那么多了，完成总理的嘱托，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晕机症状轻一点的足球选手张邦伦和陈成达，担任了旗手和护旗手。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上看，那面五星红旗似乎是深浅不一的布料拼接而成，而且长宽比例明显不对。据陈成达老人估计，很有可能是使馆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赶制的。

　　旗子一点点升起来，伴着缭绕林间的国歌，终于飘扬在奥运村的上空。这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承载着近5亿中国人的梦想，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的殿堂里。

　　升旗仪式上，荣高棠做了简短发言。面对周围的记者、国际友人和奥组委官员，他的话铿锵有力：“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与良好的友情。”

　　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记者们在文章中铺撒了大把的惊叹号。芬兰最大一家报纸报道此事所用标题是“中国选手赶来参加已结束的奥运会”。台湾的郝更生也曾在回忆文章里提及这个题目，他认为这是芬兰报纸对新中国代表团的讽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字里行间又何尝不是芬兰人对新中国运动员“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惊叹！

　　不过，比赛的确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

　　吴传玉这个名字，其实不该被遗忘。他本是一位印尼华侨，1951年随印尼青年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就此决定留在祖国，希望能在游泳赛场上为自己的国家争光。他一路晕机，吐得一塌糊涂。又赶上赫尔辛基的“白夜”(天很晚才黑，很早就亮，几乎没有夜晚——记者注)，当晚几乎无法入眠。所有人都劝他放弃30日的比赛，但他却操着结结巴巴的中文，用最坚定的语气要求参赛。

　　比赛开始了，吴传玉与英、法、巴西、苏联、葡萄牙、墨西哥的选手同列第5组。他拼尽全力，最终游出了1'12"3，名列第五，没能进入复赛。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小组第一名被英国选手获得，成绩是1'08"8。但在一年以后，吴传玉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上的100米仰泳比赛时，游出了1'06"4的成绩，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竞技体育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就算比起1984年许海峰的那枚射击金牌，它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1954年吴传玉乘坐的飞机失事，遇难时年仅26岁。这当然是后话了。

　　8月1日，中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的一家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酒会。来自苏联、民主德国、美国、英国的百余位运动员和官员应邀参加，宾主欢聚一堂。在随团干事郝克强的记忆中，几位美国运动员把送给他们的景泰蓝迫不及待地从盒子里拿出来，举在手里看来看去，神情不亚于得到了一件稀罕的宝物。

　　8月3日下午，能容纳七八万人的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里座无虚席，助威声排山倒海，应和着波浪起伏的芬兰湾。奥运会足球总决赛此刻正在举行，对阵双方是匈牙利与南斯拉夫。中国代表团在主席台旁边的观众席就座，跟苏联运动员们坐在一起。代表团万分讶异地感受着人们对体育的热爱和疯狂，程世春当时感慨不已：“这些人看起球来，怎么都跟疯子似的！”

　　终场哨音响起，比赛结束了。扩音器里传出话来，请各代表团旗手入场参加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篮球运动员张长禄、护旗手陈文斌，两人当年都是一米八几的个头儿，气度颇为不凡。但是张长禄当时实在是太紧张，以至于多年以后，这么重大的一件事，他竟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没办法，我的精神全集中在旗子上了，检查旗杆有没有问题，旗子系紧了没有，万一飘不起来怎么办？哪有心思东看西看。”老人的话语里略带遗憾，但最重要的还是自豪。那可是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走进奥运会的主会场呀。

　　郝克强说，入场的顺序也是按照各国国名打头字母排序的，如果按照英文排序，中国应该靠前，但按照芬兰语的字母排序，中国正好排在了中间。所以，当各国旗手依次入场，面朝主席台围成一个半圆形时，五星红旗恰好位于最中心，看上去是那样鲜艳夺目。

　　没有华丽的演出，也没有盛大的闭幕式，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回国以后，荣高棠等人马上将奥运会的经历报告上去，并提议组建专门的政府机构——体育委员会，建议老帅贺龙担任体委主任。这个意见很快获得了批准。1952年11月15日，体委正式成立，贺龙担任主任，蔡廷锴将军是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新中国从此走上建设体育强国的道路。

　　然而，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54年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但同时又接纳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同时一些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也纷纷接纳台湾体育组织为会员。

　　新中国迫不得已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

　　当五星红旗再一次出现在奥运会场上，便是1984年的事了。

　　再有10天光景，第29届奥运会将在北京盛大开幕。

　　这条路，以奥林匹克的名义铺就，中国人一路走来，并不平坦。我们有过屈辱，有过泪水，有过失望，甚至愤怒。但，我们始终相信这个奥林匹克的梦想，因为它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心愿：平等、参与、包容、和平。 （北京日报 记者 侯健美）